《華爾街日報》--裝甲車和狙擊手或將贏得把紅衫軍趕出曼谷的戰鬥﹐但政府正在失去阻攔泰國歷史進程的戰爭。這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理想已經超越它由精英主導的政治體制。泰國當前的沖突讓人痛苦地想起1973年﹑1976年和1992年示威者與安全部隊之間充滿殺氣的對抗﹐而理解它的關鍵﹐在於理解生活著三分之二人口的鄉土泰國。
半個世紀以前﹐96%的泰國農民都生活在貧困之中﹐目前這個比例已經降到只有13%。平均壽命增加了﹐嬰兒死亡率接近發達國家的標準﹐小學教育也差不多實現了普及。泰國農村 人口現在可以稱為"中等收入農民"﹐他們靠口糧種植﹑商品農業和大量非農就業﹐達到了幾十年前無法想象的家庭收入和消費水平。
紅衫軍示威者認為自己處於弱勢地位﹐而農村的繁榮成了一些批評者用來反駁的把柄﹐好像極度貧困才能成為政治動員的合法基礎。但生活標準的提高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泰國農村的轉型有著兩個非常重要的缺陷﹐一個缺陷是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是文化的﹐而兩者都有政治意義。
經濟上的缺陷就是貧富差距。泰國在管理絕對貧困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它未能解決相對貧困。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挑戰﹐但泰國的情況尤其嚴重。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泰國的貧富差距一直大大超過它的各主要鄰國。
富人不願意接受調查﹐所以全國性的統計數據會低估他們的財富。但這種數據顯示﹐泰國的貧富差距持續加大﹐只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經濟危機過後才暫時有所縮小。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最近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顯示﹐泰國10個最不發達的省份中﹐有八個位於北部和東北部的農村地區﹐而這些地區正是紅衫軍獲得最大支持的地方。
與這種城鄉經濟差距對應的﹐是一種讓人不安的文化疏離。在泰國城市里﹐人們對農民存在濃重的輕視﹐很容易不屑地把他們視為無知的鄉巴佬﹐認為他們會快快樂樂地把選票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段時間﹐人們期待公民社會倡導者們能夠展現農民更令人同情的形象。但他們很多人的頭腦被反資本主義的議程佔據﹐從而對群居生活方式和生計農業形成了一種過時的模式化觀念。這種情況加劇了中等收入農民群體在文化上的邊緣化。
前總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充分利用了泰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這些缺陷。他史無前例的政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根據農村人對經濟﹑文化和政治包容性的渴望而制定自 己的政策。
他信側重於草根階層的發展的做法﹐在泰國歷史上已有先例﹐但其具體政策對於一個經濟富足的選民群體來說非常有吸引力：農村家庭可以把自己的財產轉化成資本﹐村民們可以拿到農業信貸﹐農民們可以建設基礎設施項目﹐地方醫院可以提供全民醫療保險。他信的一些政策被抨擊為作秀﹐另一些政策則實在得多﹐但全都意味著不讓農村邊緣化﹐而實現一種更有活力的參與和尊重。
不能積極參與國家的現代生活﹐是兩個多月前開始聚集在曼谷的紅衫軍示威者們不能接受的。他們憤怒﹐因為他信在2006年9月份的一次軍事政變中被推翻﹔他們憤怒﹐ 也因為政變後﹐他們在2007年的和平投票被不予理睬。當時﹐黃衫軍佔領了曼谷的機場﹐憲法法院解散執政黨﹐迫使他信的同盟離開政府。現任總理阿披實(Abhisit Vejjajiva)在皇室﹑法院和軍方支持下上台﹐其方式的合法性也不被紅衫軍接受。但最根本的是﹐鄉土泰國正在通過紅衫軍維護自身的一種權利﹐即在對國家未來發展制定決策的過程中要有人代表他們。
在泰國﹐有關全國團結的標志性場景常常都有國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給伏地的農民恩賜皇家智慧和善意。這些場景是對一種施舍式的讚美﹐在這種模式下﹐農民的生活來源是國王及其 皇室官僚系統用智慧許給的。這些舊有觀念顯然根深蒂固﹐特別是在阿披實領導的忠實於皇家的執政黨內。但在一個由合同農業﹑非農就業和手機構成的現代農業社會里﹐這些觀念的效力就遠遠不如從前了。
他信的民粹主義讓人們對權力與參與有了新的思考方式。阿披實或許會成功地把紅衫軍掃出曼谷﹐但泰國人已經明白﹐合法的政權應該擁有更大的包容性﹐在這種情況下﹐紅衫軍肯定還會回來。
-By Andrew Walker
作者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亞太學院高級研究員﹐有關東南亞的博客"New Mandala"創始人之一。
版權所有(c)2010道瓊斯公司
半個世紀以前﹐96%的泰國農民都生活在貧困之中﹐目前這個比例已經降到只有13%。平均壽命增加了﹐嬰兒死亡率接近發達國家的標準﹐小學教育也差不多實現了普及。泰國農村 人口現在可以稱為"中等收入農民"﹐他們靠口糧種植﹑商品農業和大量非農就業﹐達到了幾十年前無法想象的家庭收入和消費水平。
紅衫軍示威者認為自己處於弱勢地位﹐而農村的繁榮成了一些批評者用來反駁的把柄﹐好像極度貧困才能成為政治動員的合法基礎。但生活標準的提高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泰國農村的轉型有著兩個非常重要的缺陷﹐一個缺陷是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是文化的﹐而兩者都有政治意義。
經濟上的缺陷就是貧富差距。泰國在管理絕對貧困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它未能解決相對貧困。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挑戰﹐但泰國的情況尤其嚴重。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泰國的貧富差距一直大大超過它的各主要鄰國。
富人不願意接受調查﹐所以全國性的統計數據會低估他們的財富。但這種數據顯示﹐泰國的貧富差距持續加大﹐只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經濟危機過後才暫時有所縮小。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最近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顯示﹐泰國10個最不發達的省份中﹐有八個位於北部和東北部的農村地區﹐而這些地區正是紅衫軍獲得最大支持的地方。
與這種城鄉經濟差距對應的﹐是一種讓人不安的文化疏離。在泰國城市里﹐人們對農民存在濃重的輕視﹐很容易不屑地把他們視為無知的鄉巴佬﹐認為他們會快快樂樂地把選票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段時間﹐人們期待公民社會倡導者們能夠展現農民更令人同情的形象。但他們很多人的頭腦被反資本主義的議程佔據﹐從而對群居生活方式和生計農業形成了一種過時的模式化觀念。這種情況加劇了中等收入農民群體在文化上的邊緣化。
前總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充分利用了泰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這些缺陷。他史無前例的政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根據農村人對經濟﹑文化和政治包容性的渴望而制定自 己的政策。
他信側重於草根階層的發展的做法﹐在泰國歷史上已有先例﹐但其具體政策對於一個經濟富足的選民群體來說非常有吸引力：農村家庭可以把自己的財產轉化成資本﹐村民們可以拿到農業信貸﹐農民們可以建設基礎設施項目﹐地方醫院可以提供全民醫療保險。他信的一些政策被抨擊為作秀﹐另一些政策則實在得多﹐但全都意味著不讓農村邊緣化﹐而實現一種更有活力的參與和尊重。
不能積極參與國家的現代生活﹐是兩個多月前開始聚集在曼谷的紅衫軍示威者們不能接受的。他們憤怒﹐因為他信在2006年9月份的一次軍事政變中被推翻﹔他們憤怒﹐ 也因為政變後﹐他們在2007年的和平投票被不予理睬。當時﹐黃衫軍佔領了曼谷的機場﹐憲法法院解散執政黨﹐迫使他信的同盟離開政府。現任總理阿披實(Abhisit Vejjajiva)在皇室﹑法院和軍方支持下上台﹐其方式的合法性也不被紅衫軍接受。但最根本的是﹐鄉土泰國正在通過紅衫軍維護自身的一種權利﹐即在對國家未來發展制定決策的過程中要有人代表他們。
在泰國﹐有關全國團結的標志性場景常常都有國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給伏地的農民恩賜皇家智慧和善意。這些場景是對一種施舍式的讚美﹐在這種模式下﹐農民的生活來源是國王及其 皇室官僚系統用智慧許給的。這些舊有觀念顯然根深蒂固﹐特別是在阿披實領導的忠實於皇家的執政黨內。但在一個由合同農業﹑非農就業和手機構成的現代農業社會里﹐這些觀念的效力就遠遠不如從前了。
他信的民粹主義讓人們對權力與參與有了新的思考方式。阿披實或許會成功地把紅衫軍掃出曼谷﹐但泰國人已經明白﹐合法的政權應該擁有更大的包容性﹐在這種情況下﹐紅衫軍肯定還會回來。
-By Andrew Walker
作者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亞太學院高級研究員﹐有關東南亞的博客"New Mandala"創始人之一。
版權所有(c)2010道瓊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