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一路走來

　　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台灣教育會館，是1931年日據時期修建的三層西式建筑，外表頗像老上海的先施公司。這幢被列為古跡的建筑最近裝修一新，作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館舍，對外開放。馬英九在11月26日致辭時表示"無比欣慰"。"二二八"事件發生六十二年之后，國民黨已經基本洗清"原罪"，在這個問題上不再受到詰難。

　　其實，在1991年國民黨宣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后，一直不停地就數十年來的獨裁統治向台灣民眾道歉，國民黨大佬幾乎每年都要參加"二二八"追思會。1978年美台"斷交"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發生急劇變化，進入了長達三十年的轉型時期，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標志著台灣已經建立了較為成熟的民主政治體系。

　　最近，《我們台灣這些年》一書，引起許多大陸讀者的關注，便是因為"這些年"正好就是台灣的轉型時期。作者廖信忠，1977年生於台灣，目前在滬工作。"廖信忠"這個筆名純屬偶然，是一個大陸記者對他的化名，他便拿來用了。這本書是他自己三十年來的個人編年史。作者用極為平實的語言，像流水賬一樣記錄了自己的前半生及當時的台灣政治與文化生態。

　　台灣政治巨變發生於作者的少年時期，他參照了編年大事記再加上自己的回憶娓娓道來。雖然看起來頗有兩層皮的感覺，但從字裡行間，我們能夠看出，當年台灣民眾為擺脫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如何艱難地站了起來。而這段歷史，卻不為大陸民眾所知。在連戰訪問大陸之前，普通大陸民眾對台灣的印象隻有兩個：這是中國的一部分，曾經為國民黨統治。

　　1978年美台"斷交"后，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曾發表言辭鏗鏘的抗議，民間歌手侯德健發表了著名歌曲《龍的傳人》，由著名歌手李建復演唱，以鼓舞台灣民眾之信心。后來張明敏翻唱之后，傳至大陸。在1989年香港的某次晚會上，作者對歌詞做了小小修改，后來長期是大陸KTV包房的必點歌曲，2000年王力宏又翻唱過一次。但是很少有人曉得這首歌的來源。

　　同樣來自台灣卻在大陸廣為傳唱的歌曲，還有羅大佑的《明天會更好》，1985年台灣首次演唱，隨后被國民黨拿來做競選主題曲，羅大佑因此怒而不回台灣。我2008年在台灣觀選之時，發現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藍綠兩黨的選舉造勢晚會上，候選人都會用閩南語唱葉啟田的《愛拼才會贏》，馬英九、蕭萬長和藍營民眾一起唱，而在一街之隔的民進黨的場子，謝長廷和蘇貞昌也在唱這首歌。

　　從《龍的傳人》到《愛拼才會贏》，歌詞從"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到"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這三十年來，暗示著台灣人關於"中華民族"的宏大敘事結束了，而台灣的主體認同被逐步建立並且得到強化。在這三十年中，國民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本土化，蔣經國在最后也曾宣告說"我就是台灣人"，這毋寧視作是國民黨對台灣主體認同萌發的一種反應。

　　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三個月前，留美法學碩士呂秀蓮出版了《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書中提到，"台灣人是中華民族，愛台灣即是愛中國，講台灣話就是講中國話，珍惜台灣文化就是珍惜中華文化。"這一論述，巧妙地在"中華民族"這個大框架之下，把台灣人的"中國視角"變成"台灣視角"。這本書是當時黨外歷史最有系統的呈現，確立了台灣認同的歷史敘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研究員蕭阿勤認為，這是八十年代黨外"台灣意識"的先聲。

　　至今活躍在台灣政壇的綠營大佬，或多或少都與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相關。當時的《人民日報》，還把陳水扁、呂秀蓮稱為"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英勇斗士"。許多台灣民眾也都認為，這一事件是個人思想啟蒙的起點。廖信忠在本書中提到，"在一言堂的時代出版了這樣一本異議雜志，大家看得爽，心裡出了一口氣，自然很喜歡。"可見，台灣民眾的主體意識與國民黨的獨裁有著莫大關系。

　　在整個白色恐怖時代，國民黨對自己的統治毫無信心。1970年，一家電器公司在《中國時報》上刊登錄音機的廣告，除了照片外，還有四句一號粗字套紅的文字廣告："復興文化的新利器，錄音器材的大革命"，"毫毛細語，傳真實錄"。警備司令部認為這四句廣告話暗含"文化大革命"和"毛語錄"，出報當日上午，即派員到《中國時報》逮捕了廣告設計人員，有關單位和人員也受到相應的處分。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1968年1月，作家柏楊翻譯了一幅影射兩蔣父子的漫畫（大力水手），被判處死刑，在海外華人嚴正抗議之下，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殷海光的名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也在這一時期被禁。可以說，在1979年之前，國民黨面對的只是大陸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獨裁統治的反對，而在此之后，還要面對本土知識分子以"台灣意識"進行的抗爭。這讓蔣經國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外部環境也不容樂觀。1979年美國跟中國大陸建交之后，台灣更是風雨飄搖。1981年，布什副總統的幕僚李潔明（James R. Lilley）赴台擔任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長。他后來在回憶錄裡憶及當年到達台灣時的感受說，"在大陸關系上面，台灣有一股戒慎警懼、不太有信心的感覺。當它望向美國，實在沒把握能得到什麼樣的支持。"

　　不過李潔明迅速看到了國民黨的變化。在"江南案"之后，國民黨開始允許候選人公開辯論。政府有些機關忙著取締黨外刊物，也有些機關迅速批准新刊物的登記發行。台灣的法律並沒有完全毀滅民主的種子，至少基層自治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已經進入穩定的狀態。知識分子只是把矛頭對准了國民黨中央。

　　民進黨的成立無疑是解嚴的前奏。全台灣的媒體，隻有《中國時報》做了報道。據說當時有人勸蔣經國抓人，但被蔣拒絕了。在民進黨成立三天后，蔣經國開始研議《國家安全法》，計劃解除戒嚴令。李潔明說，蔣經國認為台灣必須發展出政治、經濟的典范，作為在對大陸關系上維持自主、獨立地位的根據。蔣經國的特使也向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任席格爾轉述了蔣的四點方案，民主化、本土化、維持經濟繁榮、向大陸開放。而所謂民主化的進程在當時的理解就必須包含解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

　　廖信忠提到，在解嚴前后的幾年，是海外異議人士闖關回台的高峰期。當局對於居住在海外的異議人士，都有一套管制的"黑名單"。當然，還有一些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子，在海外對異議人士進行跟蹤和監視，或者替國民黨政權在海外媒體上說好話和瞎話。國民黨的這些伎倆當然更加讓民眾反感。

　　當時的人心向背已經很明顯。貌似強大的國民黨，雖然掌握著強大的軍隊、警察、特務力量，但在意識形態上，國民黨太落后僵化了。黨外運動大大增加了台灣民眾的信心。台灣媒體人彭佳予曾經評論說，當時即便是在國民黨黨內，也是人心思變。國民黨這個執政巨人，在整個八十年代，隨時都有可能倒下來。

　　這種變化顯示在很多方面。本書作者提及自己小學和中學的課程，教材均是以中國視角編撰的。這並不難理解，蔣中正去台之后，向以正統自居，在大陸進行"文革"的時候，蔣中正反其道而行之，在台灣進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自認道統來自孔子、孟子、王陽明、孫中山，所以國文教材中的文言文要佔到八成以上。

　　地理課更可怕，要"背誦很多我們都不知道的地名"，要知道，按照當時台灣的法律，中國有三十五個行省、兩個地方（蒙古、西藏）、一個特別行政區（海南），共三十八個省級行政區域，首都還在南京。當政治氣氛寬鬆之后，授課老師就對現行教材表現出不滿。

　　據廖信忠的回憶，地理老師對學生說，"你們大家都知道長江黃河的長度，跨過哪些省，可是你們知道不知道濁水溪的長度？能不能排列出台灣從北到南的縣、市名呢？"這顯然是知識分子對於國民黨僵化教育的反抗，中學時期正是學生價值觀的形成階段，教師在授課之余，便會灌輸與"中華意識"不同的"台灣意識"。但考慮到當局的態度，許多老師也不敢明講。

　　當時台灣每一個單位和機構裡，都有一個"人二室"，對該機構人員的政治思想進行監督。我第一次看到"人二室"這個名詞，不之解，詢之台灣朋友，他查了大量資料后告訴我，全稱是"人事處第二室"，專門監督職員是否有違法言論或者行為。

　　《我們台灣這些年》中也提到"人二室"，還講了幾個好玩的政治段子，特別像前蘇聯和東德的情況。"人二室"后來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廢止后，也被廢除，意味著當局停止了對民眾思想的監控和禁錮。作者認為，這對思想言論的進步起了很大作用。

　　作者覺得學生時代受教育的毒害過深，當局對學生進行的"填鴨教育"讓一切事物都具備標准答案，思考過於粗略，常常流於二分，非黑即白，容不得跟當局不一致的政治價值觀。不過即便如此，在解嚴后涌現出的信息洪流，卻迅速改變了這一代人對這塊土地、對政治價值的認識。

　　報禁黨禁是1987年解除的，當時台灣隻有三十二家報紙，而1989年登記在冊的報紙竟然有三百八十四家，短短兩年內，增長了何止十倍。新的報紙雜志紛紛成立。1993年后，國民黨又放開了無線、有線電視台執照，廣播頻道也因之調整，新的電台電視台也相繼成立。

　　民進黨前輩康寧祥在1989年成立"首都早報"。1990年李登輝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這份報紙的頭版頭條標題是：《干！反對軍人組閣！》。當年8月27日，這份報紙倒閉，三個月后，國民黨頒發了"新聞公眾服務獎"給"首都早報"。當時的國民黨，心胸已然開闊了很多，很歡迎媒體的批評了。這樣開放的言論環境一直持續到今天。

　　早在解嚴之前，已經有作家回到鄉土，建構台灣意識的文學敘事系統。比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鍾理和的《笠山農場》、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這些作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更成為台灣本土文學的經典之作。許多媒體公開討論"台灣認同"，知識分子則努力挖掘台灣過去的歷史，延續在威權時代已經萌生的國族認同，由此產生了新的一批代表本土的文化產品。如今類似的作品已經成為常態，最近幾年的電影《海角七號》、《最遙遠的距離》即是這種情緒的表達。

　　"戡亂條款"的廢止，等於國民黨對外宣布不再把反攻大陸作為長期目標，而是要進行本土化轉型。易言之，本土知識分子建構起來的"台灣認同"，已經逐步取得了主導性地位，而國民黨不得不去順從這種歷史潮流。

　　而后台灣的變化就成為水到渠成之事。廖信忠參與了1996年的首次領導人直接選舉，覺得這樣的選舉簡直是個嘉年華，有吃有喝還能玩兒。2008年選舉期間，我去高雄看民進黨的造勢晚會，"農十六"體育場周邊，各種台灣小吃都有，賣風箏的、賣工藝品的，狗也在邊上跑來跑去，許多人抱著孩子去，無非是看個熱鬧。選舉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沒什麼大不了的，也不是什麼洪水猛獸。

　　廖信忠自陳寫這本書的本意在於，幫助"全然不了解台灣的大陸人了解台灣"。其實台灣人也不了解大陸人。經過六十年的分隔，兩岸民眾已經非常陌生。所幸2005年，國民黨領導人來到大陸，開創了兩岸關系的新時代，並且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后，兩岸迅速簽訂了關系兩岸發展的九個協議，讓海峽的距離變得更短，這絕對是中國當代史上最令人欣喜的一章。

　　台灣人是否會重新撿起《龍的傳人》這首歌，如今尚無定論，但海峽在變窄，民眾之間的交流也日益頻繁，那些來自於台灣的流行歌曲和文學作品也影響了幾代大陸人，我們實不能低估文化帶來的變革力量，這一天，終究不會太遠。